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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岳麓山的“新村梦”

来源: 世界侨网  日期:2020-05-19 17:30:11  点击: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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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刘赞
毛泽东少年时代阅历丰富,在走出韶山之前,他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同时也通过读书学习饱览群书开阔视野。1915年在一师读书学习期间,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课本学习所带给自己的知识,他对一些多而杂的课程及繁琐的校规很不满意,于是打算退学,遂向刚接任校长不久的孔昭绶先生提出了退学申请。他曾给朋友写信:“我真是不愿意在学校学习了,希望你回来,我们组织个团体,自己学习。我昨天晚上曾三次到校长那里要求退学。”(摘自湖南大学1967年出版《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书中记载)

孔昭绶本身对毛泽东的才气和能力都十分看重,在问明原委后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也没有严厉地批评,只是希望毛泽东再观察、等待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学校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新,废除了很多的陈旧校规,也推出了新型的教学观念。这些改革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重拾信心,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同时,他也想出了用“征友”这个方法来强化学习交流、增长见识,他通过到图书馆看书、听讲座来加强自修,通过社会实践来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也标志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很快,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他们开始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通过上百次的讨论,得出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
1917年5月,谭延闿二次督湘,杨昌济联络易培基、杨树达、胡元倓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建议被采纳后,杨昌济被任命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里,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下的生活。爱晚亭离半学斋很近,一有空闲,他们便相约一起到亭里子看书、谈论,有时候夏天还抱着篾席,到这里乘凉露宿。他们都是穷学生,完成自学之外,每天过着脚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但他们不愁穷、不怕苦,每天照常读自己爱读的书,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以及时事问题。在岳麓山下的这一段寄住生活,让他们渐渐的产生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建设一个“新村”,建立一种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在这里,他们时常围绕“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进行深入讨论,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这个“建党先声”团体,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里正式组建。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工读同志会”,进行自己“新村”梦想的试验。他认为,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所以放在农村最为合适。经过考察,他觉得岳麓山一带,是最为理想的地选。此时吴佩孚、张敬尧部队已打进湖南,军阀混战、校舍被占,他们过着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但为了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他们全然没有考虑眼前的生活和个人前途问题,日日夜夜存在于他们头脑里和挂在他们嘴边的是:“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正好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为此,他们几乎踏遍了岳麓山,踏遍了岳麓山附近的村落,反复商量、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为建设“新村”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是,他们最终并有没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实践“新村”理想试验场所。毛泽东曾在1919年《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序言中说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新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1918年8月至就勤工俭学一事赴京,至次年4月),事无成议。今春回湘(1919年4月其母临长沙治病),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不久之后因“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又再次耽搁。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过老师杨昌济(由于军阀动乱,支持筹建湖南大学的谭延闿去职,省立大学创立遥遥无期,杨昌济应聘去北大做了哲学系教授)的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上了助理馆员,虽然是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来(相当于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但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了视野上的开拓和理想上的延续。在五四运动前夕,周作人(鲁迅的弟弟)将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3月15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小路实笃关于新村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村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求改变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财产公用、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新村主义最根本的主张是:“提出过‘人的生活’”。周作人对这种“人的生活”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大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简单地说,这种人的生活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强调人的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是对于人类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自己发展上必要的手段。”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主张自由发展,个人的思想、主张、信仰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因为新村主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大杂烩的特点,而当时这些思想在中国文化界,仍属主流思想,因此,经过《新青年》《新潮》《批评》等刊物的发表,吸引了很多的关注,社会上的青年人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特别是彼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受其很大影响。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王光祈是工读互助运动的热心实践者,他提出了融“学习、生活、劳动、生产”为一体的具体实践设想,并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1918年12月,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王光祈等17人的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分3个组。这些小组可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前往北大上课”。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之后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对于如何实现“新村”,青年毛泽东主张通过实施新教育,创造新人来完成。青年毛泽东曾深信教育救国论,认为改造中国必先从改造教育入手。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青年毛泽东认为办学校只是施行教育的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其一端有家庭,另一端则有社会。因此,青年毛泽东认为“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为了避免学校与家庭和社会脱节,他制定了一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青年毛泽东要求“创造新学校,施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连”。青年毛泽东认为新学校中的学生是创造新家庭的成员,也是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大多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50年代中期,解放后知青“上山下乡”的概念也许正是与此有所关联),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其次,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实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再次,这个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新村”,里面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
在他看来,学生将学校当成家庭,所作的田产和林木都是私有之物。将所有学生的私有物汇合在一起,便可成为一个“公共团体”,取名叫“工读同志会”。这个“会”里设生产、消费、储蓄等部门,学生离开学校,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取出存蓄的利益,约束期过后,可以取走一部分而留存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和学校之间,长期存在联系。他认为:“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青年毛泽东希望这类“新村”能起到“模范村”的作用,使“世人耳目,咸集注之”, 达到示范化的作用。

为此,他在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得十分具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俩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青(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启程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负责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仅车费支出就达到8块。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从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开始沉寂……。虽然从本质上来看,青年毛泽东的“新村”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这也成为了青年毛泽东等人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他从“新村梦”改良道路救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推动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55年6月20日,在开展“新村”实验30多年以后,毛泽东携周世钊等重登岳麓山,在云麓宫前凭栏远眺,回想起少年时代追逐梦想以及同学朋友之间的点滴回忆……不禁留下了“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深沉感慨和念念不忘的故友之思。

(作者:湖南省岳麓山景区办公室主任 刘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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