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大师李召宝— 很励志的宁波农民，誓要重现“中华第一酒”

“茅台？那本是穷人喝的东西。当年有钱人喜欢的，是黄酒。”
2020年中，当我在一个酒局上，捏着鼻子也要尝试当地特产——地瓜烧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宁波人李召宝说过的这句震惊四座的“酒话”。
其实，我知道他的话锋，并不是针对茅台，而是横扫整个白酒行业。就像那个有名的段子：我不是说你是垃圾，我是说在座的全是垃圾。
事实也很像李说的那样。说起我们的白酒，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造，大米、小麦，甚至是地瓜，简直是风月场合，来者不拒。但黄酒的出身可就精贵多了也专一多了，人家需要的是上好的大米。就像血气方刚的青年，喜欢的是十八女生，到了油腻大叔，喜欢的还是十八女生。
在稻贵黍贱的年代，这种出身足以证明黄酒的高贵。同样，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南稻北黍的农业格局，这也注定着江南成为黄酒的重要产区，到了江北，即使有黄酒生产，味道上也稍逊一筹。
除此之外，黄酒的历史也要深厚得多。至少在殷商武丁时期，中国就发现了酒这种饮品。
而那种用糯米经多次发酵酿制，已失传很久的醇酒——酎（zhòu）酒，更是地位无比尊贵，为天子专用美酒。
《礼记·月令》中有：“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如此排场，足见此酒的贵重和稀缺。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个国家专门为一个酒品制定法律，且与黄金等价并列，惟有酎酒的《酎金律》(汉代)。
相比之下，白酒的历史就要浅薄得多，比起黄酒，更像个无知无畏的嫩头小子。
虽然早在唐诗之中，便出现了“烧酒”的字眼，如白居易的“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但这种烧酒，并不是蒸馏酒，而是指一种加热饮用的方式。
而真正的蒸馏白酒，得等到宋元时蒸馏器被运用到酿酒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曾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创……”
酒壮英雄胆，也可解千愁。我想，中国人历经坎坷，百转千回，却屹立不倒，应该有酒的功劳。所以，在文学、影视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桥段，杜康造酒刘伶醉，武松打虎，则连干十八碗。但也得承认的是，他们喝的应该是黄酒。
要是换今天的蒸馏白酒，他们这样喝，差不多要送医院抢救。
尽管今天早已黄白颠倒，但李召宝还是在自己酒厂大门一侧的墙壁上，依旧保留着五个大字：中华第一酒——口气大得有点戳破天，但他硬是不曾舍去。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追求，更维系着黄酒和像他这样民间造酒人的自尊。

宁波人大多喜欢喝黄酒。

李召宝的家中就存储了形形色色的黄酒，而且还有很多种类型，像我这种外行的，也记住了香雪、冰糯，以及一种味道与日本清酒极其相似的“清酒”。
据说，日本清酒就是来源于中国的黄酒。

之所以喜欢，也是因为有条件。位于长江流域，宁波自古以来就是种植稻米的场地。距今七千余年的河姆渡遗址，便曾发现了大量稻秆、稻米。而在奉化平原，更出产粒大圆润的优良糯米：奉糯。
这也让李召宝首次大胆提出，宁波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而酎酒与它也极有渊源。
那么，稻谷又如何变成酒？看资料得知，谷芽在受潮后，谷芽上的糖化酶把淀粉转化为糖，而空气和谷物上的酵母又把糖转化为酒。
当然，要想实现大规模的人工酿造，就必须要借助一种“曲”。它可以帮助帮助稻谷糖化并发酵。
这种曲有五种：麦曲、大曲、小曲、红曲和麸曲。不同派别的黄酒会使用不同的曲搭配不同的粮食来酿酒。
当然，有些酒还会加些酒药，这往往会成为每种品牌的独门秘方。
宁波的黄酒，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除了奉糯之外，还在于其独独出产的一种“白药”。在李召宝看来，这种白药至于宁波黄酒的重要性，好比汽车里的发动机。
它是用上等白籼米、酒曲、辣蓼干草粉末及辣蓼草浸出液混合发酵制成，在制备发酵过程中，药丸子升温，体积膨大，生出很多白色菌丝，晾晒干燥的成品药丸子呈白色，故名“白药”。
虽然辣蓼有多个品种，但只有宁波四明山腹地生长的叶片带毛的“尖叶旱辣蓼”品种最为正宗，药力最大。有了这种白药，黄酒就可以不放色素和石灰，保持天然健康品质。
今天的绍兴黄酒声名显赫，但它当年酿酒的核心技术是靠宁波提供的，直至民国时期“绍兴产酒虽多，其药皆购自甬坊”(据《鄞县通志·博物志》)。
正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宁波的历史中也出现过一个酒业奇人——王可交。
根据资料，他原是唐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传说在30多岁时遇到仙人赐以仙栗。食后即辟谷，也不再耕钓，携着妻、子入四明山。20余年后，出山到明州（今宁波市）卖药兼卖酒，得钱便施与人。药效和酒质都佳，据说“所酿之酒，世间不及”，当时人称为“王仙人药酒”。其事迹被唐沈汾收入《续仙传》。
如果说王可交还有点像杜康，在历史上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占据了原材料供应链顶端的宁波，却实打实地在黄酒制造上拥有着重要的话事权，就连今天的茅台镇也得甘拜下风。
比如在北宋时期，当地出产的“双鱼”，曾一度成为贡酒。据说有皇帝饮时见杯中晃动的酒液犹如金色的波浪，亲自赐名“明州金波”。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杭州，作为京畿之地，宁波的黄酒更是风光一时。
其中，“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七十二进士”，家族影响力横贯整个南宋的宁波史氏（代表人物如史浩，曾任宰相，任上推荐过枢密院编修官陆游，还提出赵鼎、李光无罪，岳飞之冤应予昭雪，复其官爵，禄其子孙，对因冤案受牵连而撤职者应予昭雪复职）的出现，更让宁波的黄酒成了社交中的网红。
其时史氏的相府建于今天宁波的地标——市中心的月湖。当年月湖船宴极为兴盛，加上月湖有三岛七屿，号“十洲胜景”，所以船宴上的明州贡酒遂得十洲春之名，传颂甚广。
这种现状一直维持到清末以及民国。尽管这期间战乱四起，加上社会饮酒风气逐渐转变为“以狠为佳”，导致生产成本低、不占用粮食原料、一年中任何时候都能酿造，且价格低廉运输成本低的蒸馏白酒，逐渐占据主流市场，但黄酒依旧在民国政府官僚中流行，嘴上常挂着“娘希匹”的老蒋，也当然对自己老家的黄酒念念不忘。
国运翻篇。这个国家对黄酒的喜爱也不曾改变。建国十周年于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大庆国宴上，黄酒依旧是国宴用酒。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十周年大庆欢迎宴会上，饮的第一杯酒就是绍兴加饭酒。
有文章写到，尽管一提国宴酒，许多人就会想到茅台，毕竟“国酒茅台”商标注册争了十余年，而汾酒董事长李秋喜也公开宣称，汾酒才是“国宴第一用酒”，甚至连石家庄公营酿酒厂生产的“红星”白酒也要跳出来争个风头，但毋庸置疑的是，“白酒从宋末诞生起就一直地位低下，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是发酵酒比蒸馏酒贵。”
即使到了新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供销社中凭票供应的黄酒仍比白酒贵，黄酒才是中国的国酒。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李召宝成长为了黄酒的忠实拥趸。
说起来，1960年代出生的他，家境贫寒，本算不上黄酒的消费群体，但他得庆幸自己生活在宁波。
他的老家——鄞州洞桥镇，位于宁波城的西南。宁波的母亲河——源出四明山，经与都江堰齐名的中国水利工程——它（tuō）山堰，灌溉着鄞西平原二十余万亩水田的南塘河（它山泉），东西贯穿洞桥而过。

他从小就陶醉于家乡那一缕酒香，也很喜欢酒缸里的酒醪在制作过程中升温所产生的发酵声。
他的夫人徐群英日后曾用一种很诗意的语言描述到，“当酿酒房里几十个酒缸同时发酵，那声音连成一片，像春雨的沙沙声，酒房里暖暖的，飘着酒香，那感觉妙不可言。”
但在人生刚起步的那些年，他对黄酒的热爱，并不同于那些文人，而更多的是用来浇胸中的块垒。
首先是家境无法支持他的求学，很快他便失学务农。为了改变命运，他曾经尝试过承包村里的碾米坊间。然而，等碾米坊间在他手上刚实现扭亏为赢，村干部却撕毁为期三年的合同，将它转包给相关亲戚。
这种赤裸裸的欺负，让他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找到了宁波的地委。
尽管没有见到书记，但还是有主要领导专门接待了他，并指示县里处理好这一段纠纷。这种场景在今天显然不多见了。
然而，县官不如现管，村干部尽管吃瘪，但依旧扬言，只要你家还在这个村，以后农业税、宅基地，想怎么捏你还是怎么捏你。
他的父母是老实人，经不住威胁，大义灭亲，和他分了家。而他还是没办法承包碾米坊间，只好守着几亩田过日。
今天说到这段经历，不由得让人感慨，农村基层的一些灰色现实，而基层治理更是任重道远。
但好在他作为宁波人，身上有着宁波人能闯，善于在生活的压迫中，寻找突破空间的基因，即使社会让他“认清现实”，他也要戴着镣铐跳舞。
后来他就想，纯粹靠着种地没法过好日子，那么，又该如何将这几亩土地发挥出更大价值？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育种。
村里对他的“关怀”依旧如影随形。育种可以，但你有资格么？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很多行业还掌握在国家手里，就像造车，是一汽、二汽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这个事情？没有许可，你就是有本事，做了也违法。
眼看这条路又被掐断了，他又心生一计。你不要让我正式搞育种，但我搞实验可以吧？
靠着这个名义，他在自家的田地里试种了日本网纹瓜（哈密瓜）、薄皮甜瓜、美国珍珠瓜等品种。
1986年，他成为“鄞县珍稀良种繁育专业户”，先后引种、选繁了上百个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和水稻品种并成功繁育了红花椰菜、洛菲林西瓜、春秋肉角豆等优良果蔬品种。
但问题是，搞实验育出来的种子，又如何实现市场化？如果卖不出去，真的就是实验了。
终究是尿憋不死人。此前的求学，多少让他懂点文化，加上当时改革开放，各种报刊就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他想到了给报刊写稿，来做大自己的影响。
先是给内蒙古的一家杂志投稿，但因为位置偏远，影响力不太大，后来他给《长江蔬菜》写稿，意外的是，稿子得到了这家发行量数百万份期刊的青睐。
那些年，他靠着写稿，赚了不少稿费，更重要的是，他稿子的后面总会加上一行字：家有良种可供交流，每小袋五元。这就类似于广告了，尽管化整为零，但要的人多了，种子竟有些供不应求。
说起来，那时候的报刊影响力以及公信力都很厉害，很多人都相信上面刊登的白纸黑字。而且，他也感激那些报刊的确是一心为民，换作现在，不要说发稿得稿费，他就是给钱，少了人家还不干。
也正是靠着这些稿子，他的大名，以及他的事迹，还被中国科学院看到了眼里。当年中科院正和航天航空工业部在做这样一个事情，那就是选送一些优秀品种通过卫星送上天，进行空间育种。
据李召宝自己介绍，1987年卫星上天时，便有他的种子。不过这次种子落地之后归属中科院。后来他又参与了几次。

正是在育种上的作为，他不仅为自己闯出了一条生路，而且也开始系统地思考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过去的农业要满足人民的温饱，所以拼命做大“产量”，而忽略了优质。
此外，中国的农业由于分田到户，虽然激发了农民的热情，但也小而散，很难做到科研、生产、销售、加工一体化，尤其在销售环节，以前只能靠着公家的粮站，没有议价权，导致粮食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1993年，他在省、市、县科委和许多专家的支持帮助下，注册创建了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相结合的民办科研机构——浙江省鄞县现代农业合作研究所，并在这年初拿到了工商注册的营业执照。
今天，我们的身边充斥着各种研究所，很高大上的感觉，但你能想象，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会由一个农民牵头创办一家研究所吗？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带领周边的村民开始共同致富。承诺只要使用他的黑米种子，按照他提供的方法，就能达到某种产量，如果达不到，由他来补偿。当然，收获的黑米由他来收购，价格肯定比一般稻米只高不低。
这也让他被誉为订单农业的先驱。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尽管此前多年黑米和红米因为营养高、货源少，在市场上是“稀奇货”，价格是一般大米十来倍，但这也导致了1993年的全国性黑米产量大增，市场上竟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他的黑米因为品质高，不至于亏本，但是收购来的黑米还是出现了大量积压在仓库的情况。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我这个人喜欢喝酒，想来想去，那就自己酿吧！”
就这样，冥冥之中，他被推向了黄酒的怀抱。
真正走上造酒行业，犹如炒房炒成房东炒股炒成股东，甘苦自知。
李召宝先是和某个乡的酒厂合作，希望用黑米酿黄酒。酒厂看中黑米营养价值高，答应试一试。
但是，黑米酒一酿出来，就让人很受打击，因为“酸得像醋，还有大量沉淀物”，不要说远远低于自己的期望值，甚至连卖出去都成奢望。找其它酒厂尝试，到了最后还是同样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这时倔劲又上来了，不搞清楚不罢休，甚至研究所还设立了“100%纯粮宁波酒酿造”的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搞清楚了黑米酿酒失败的原因——黑米的蛋白质含量太高了。
“对症下药，李召宝终于喝到了一口不怎么酸且沉淀少的黑糯米酒。但普通纯粮酿酒容易偏酸的症结却一时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对策，以致于现在市场上许多黄酒都要依靠勾兑调味来生产。
经过不断的对比试验，在研究酿酒的过程中，李召宝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酿酒用水的关键性问题。”（《李召宝：国内”活酒“酿造第一人 》，商务宁波网）
他把水分成了软水和硬水，像山涧溪流，由于直接来自于山体渗漏汇聚而成，没有经过跌荡冲激，其水质度较硬，故称之为硬水。
硬水经一路下流与溪中的石块、礁石不断冲撞，高低落差的跌撞之后，水质度由硬逐渐变软，流经的路线越长，高低落差越大，水质度就越软，称之为软水。
在他看来，“水质度越硬的水用来酿酒，酒质越容易酸；故而水库水、山塘水、小溪水不适于酿酒，如一定要用应对水质进行软化处理；软水是比较理想的酿酒用水，但水质也并非是越软越好，水质过软，酒质容易厚浊而不爽口。最好的水是硬水之末，软水之头的交接水。”
而它山泉无疑正位于 “软水之头、硬水之末”。

也正是从1993年开始，整整7年时间，他都跟黄酒“缠绵”在一起，解决研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幸运的是，当年他还有一个生意——炒货做得也相当红火，支撑了他在酒上的技术追求。
但让人失望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很多村集体经济纷纷走下坡路，不是谋求改制，就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成过眼云烟。那些曾一度遍布宁波城乡的酒厂，也开始凋零。他合作的那家也倒闭了。
很快又有人找上门来。对方是李召宝在酒厂的同事，从酒厂离开之后，自己单干。然而干了一段时间被执法部门查封。对方找李召宝帮忙想办法。执法部门也很爽快，答应只要研究所出面，能给予监管，就可以特批他一个酒厂。
就这样，1999年之后，研究所的名下就多了一个酒厂，但法人归对方。
只是有了用武之地，酒厂的效益却让人无语。第一个月只卖了70坛，按照每坛30块钱，就只有2100块钱的进项，扣除人工、物流等各方面的成本，明显地亏损，和以前那乡酒厂没什么两样。
李召宝只好亲自上阵帮忙吆喝。和当年育种时开拓市场相似，他同样巧思倍出。
首先他发现很多饭店售卖黄酒，大多喜欢用暖水瓶灌装（黄酒一般需要加热喝），然后按杯卖，但这不安全也不美观，时间长了，黄酒也不保温，正好当年饮水机刚刚兴起，他就花了一笔大价钱，定制了一批饮水机四处投放。
问题是，饮水机出来的黄酒一般都90多度，感觉过热，所以他在定制饮水机时，换了温控，改成70来度。这样接出来的黄酒，不用等多长时间，就可以直接入口了。
其次他改变战术打法，不小打小闹，而是高举高打，抢占市场制高点。比如他一开始就盯上了新江厦美食城、金光中心美食城，以及老城隍庙边上的汉理祥。
不得不说，这种新颖的方式，让这些宁波知名美食地标，敞开了胸怀。它们的“带头作用”显然意义非凡。后来，就不断有人按照他留在饮水机上的号码打来电话，要他也去入驻。
很快，厂内生产的酒，便销售一空。而且，30块钱给他承销的酒，他能卖得出60块钱。
如果剧情要是这样演下去，将是共赢的大好局面，酒厂有可能一举做大，而他也有一定的收益，可是“乡下的人毕竟格局小”，一看他靠卖酒赚到的钱比造酒还要多，合作伙伴就不干了。
当年承包碾米坊间时被村干部撕毁合同的场景，又一次重演——对方的小舅子接管了渠道，但这一次他选择了退出。
毕竟现在的他，家大业大，没必要再锱铢必较。只是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他就接到了无数的电话，都是投诉酒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了。
细究原因，原来没了他的支持之后，合作伙伴彻底掉进了钱眼里，怎么来钱怎么来。
他告诉对方，自己其实已经和这些酒没什么关系，但对方抱怨，我现在客户来了，都要吃你过去的酒怎么办？他这才惊觉，自己也不能一甩了之。
这不仅有违自己热爱黄酒的初心，而且会砸了宁波黄酒的牌子。尤其是他发现，由于时代的变迁，正导致着黄酒这一著名品类，正面临白酒的严重挑战。
如果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迎头赶上，也许未来很少有人有意愿去品尝黄酒，也很少会有人知道，只有黄酒才出现过真正的“中华第一酒”。作为黄酒的“大本营”，宁波也将失去自己重要的一块文化。
对深爱这片土地和酒香的李召宝来说，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做点什么。
事情其实早已起变化。
尽管黄酒还不断地出现在国宴之中，但是建国之后，百业待兴，在计划经济下，为节约粮食支援建设，国家更注重发展蒸馏出来的烧酒。
也正是在建国后，全国各地的烧酒被统一称呼为白酒。
与此同时，1960年代初期的白酒试点，以及从1952年至1989年的五届全国白酒评选，诞生了五届中国名酒，不仅奠定了如今行业内的品牌格局，也确认了清、浓、酱三种基本香型，还推动白酒行业产业化。
尤其是1988年价格放开后，白酒行业更是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我记得儿时新年走亲访友，大家都会随手拎着玻璃瓶装的高粱酒。和江浙一带比起来，老家安徽在黄酒酿造上一直没有多大成绩，但是白酒品牌丛出不穷。
有人曾梳理从1986年到2006年这二十年间，一度风靡的安徽籍白酒，比如“滴滴难舍沙河王”、“感觉真好”的高炉家酒，还有就是明光佳酿、文王贡酒、焦坡特曲、迎驾贡酒，更不用说至今还有盛名的口子窖、古井贡。
大量白酒的涌现，简直是抢光了黄酒的风头。先是汾酒成为中国第一大酒业，继而在1995年，五粮液被授予“中国酒业大王”的桂冠。
打击还在后头。1996年央视的广告招标现场，来自山东的秦池白酒，以6666万元的标价成为第二届央视 “标王”。这个标价是它当年利润的两倍。次年央视的广告招标，它更成为脱缰的野马，继同样来自山东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金贵酒厂喊出的2.0099亿元——中国广告报价自此首度突破2亿元之后，秦池回应的则是3.212118亿元——这个数据又是如何计算的？后来其掌门人姬长孔回答是，这是他的手机号码。

尽管灿烂之后便是陨落，秦池酒很快因为质量以及代加工问题，转眼成为当年中国最不幸的企业，但在中国白酒发展的大势面前，这个事故很快便成为了转瞬即逝的浪花。
“从2003年到2012年，是中国白酒行业的黄金岁月，大小酒企一片繁荣，各种业外资本纷纷跨界进入，” （《茅台：神水还是祸水？》，市界）此前还只是穷苦人民喝的茅台，“价格被炒到了2000元/瓶，还很难买到。”说起来，这是因为人家会造势，会营销，而且还会讲故事。
2011年，在步步高、娃哈哈、熊猫手机，到蒙牛、伊利、宝洁之后，茅台再次出手，以4.43亿元的重金，拿下了中央电视台2012年黄金时段广告“标王”。
随着白酒的攻城略地，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酒桌文化。
那位中文名叫何伟的作家，在四川生活期间，发现四川人喝酒的方式是这样的：“四川人喝酒不是一种随意的放松方式。喝酒往往是一种比赛，而他们喝的酒常常是白酒，一种酒力强、难喝的谷酒。男人相互喊干杯，然后大口大口喝下，这种喝酒方式常常变成一种胁迫，参与者相互刺激，直到有人想吐……”
尽管这一酒桌文化越发地让年轻人生厌，甚至衍生出无数腐败，但它对黄酒的冲击不言而喻。更要命的是，今天的黄酒，面对的竞争对手还有葡萄酒，以及洋酒。
大敌当前，沉得死气，往往让自己失于应对。尤其是白酒的“锐意进取”，更加凸显黄酒在自视甚高下的保守。当秦池、茅台成标王，黄酒在电视上的广告，少之甚少，除了古越龙山曾在2004年11月参加央视黄金段位广告招标，并夺得“中国黄酒第一标”之后，几乎没有留下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也许，黄酒不屑于跟白酒竞争，但这样一来，把全国的大好市场全都让位于白酒，而自己却日发的区域化边缘化。
相反，沉不住气，同样会自乱阵脚。近些年来，各个黄酒企业显然也知道了坐以待毙肯定行不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能乱来。比如说，跟着白酒打价格战。
李召宝就明显的感受，以前很金贵的黄酒，在今天居然提不上价，曾有媒体报道，宁波的不少黄酒企业出售的坛装黄酒连2000元/千升都不到，500ml的软包装黄酒最低不到1元。这便意味着，酒企要想盈利，只能在原材料上以次充好。结果便是，抢不过白酒，倒让自己陷入恶性循环。
更要命的是，黄酒的生产也和现在的农业相似，走进了只求“增产”的误区。为此，以麦曲、根酶菌等发酵取代传统的白药发酵，以铁桶大罐发酵取代缸埕露天发酵，发酵期由原来50余天减至15天左右，出酒率提高4%，但这导致黄酒开始变味。
让李召宝尤其心疼的是，宁波酒白药传统酿造工艺逐渐被人遗忘，纯正品质的宁波酒从此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结果，作为中国黄酒的发源地，今天的宁波除了“阿拉老酒”之外，竟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
2003年，李召宝打定主意，要全身心投入到造酒大业。
由于自己在洞桥的炒货厂正位于它山泉附近，尽管效益良好，还是被改造成了明州农产品加工中心站，全面承担研究所相关农产品深加工实验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在现阶段，企业主要从事纯粮米酒的研发与加工。
他希望凭借着自己对原材料上的把握，多年积攒下来的技术经验，以及中心站靠近它山泉的区位优势，能重新擦亮宁波黄酒这块牌子。
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手工酿造的酒与现代化大罐快速发酵的酒有区别，为了酒的品质，他告诉自己要耐住性子，宁愿选择低产的手工酿造。
根据报道，为了寻找地道的白药菌种，他曾10多次深入四明山腹地调研，翻看一家家酿户的酒缸，从零星残存于民间的自酿中发掘线索。

果然一炮而响。2006年，他将历史上失传很久的稻米酎酒挖掘重现，名为明州冰糯。
据他介绍，其酒精度23度多，和当年的酎酒，在色泽、浓度等方面有７大相似之处。
其不仅得到了古越龙山等酒业大佬的肯定，甚至被酿酒泰斗秦含章称赞为喝到过的最好的黄酒。
在李召宝发给我的微信中，他也提及到了这段让他自豪的往事——他们相见是在2007年于杭州美地亚宾馆举行的中国黄酒国际化高峰论坛上，作为默默无闻的晚辈，他本与秦老这些泰斗级人物并无交集，但是，在最后的一次晚宴上，因为每桌加添了一瓶明州冰糯酒，包装极普通，却打动了秦老。宴后，秦老甚至邀请他到房间一叙。本来只约定15分钟时间，但兴致所至，秦老都忘记了自己已百岁高寿。
直到今天，他还记得秦老的告诫，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品质，这个世界的名酒没有任何一种不是靠品质而成名的。中国现在这种依靠大量广告投入靠扩大生产倾销市场而造就的所谓名牌是难以走得长走得远的。
另外，秦老还叮嘱他，宁波有这么辉煌灿烂的酒文化历史，也是黄酒源头，就应该让世人知道，宁波酒被人遗忘太久了。
正是听从秦老的教诲，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他埋头苦干，不做广告名牌只做品质名品，全力专注于品质，知名度虽低但口碑日佳，2012年明州冰糯与“古越龙山”“塔牌黄酒”一起获评“浙江省最佳城市名品”。
尽管企业还不算太大，但内心倔强的他，还是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那就是在酒厂门口的一侧墙壁上，打上了“中华第一酒”的大字，在自己产品的包装上，也一同标上。
新广告法出台之后，限制极限用语逐渐成了热点，很多像“最大”、“第一”、“领先”、“首选”在过去的广告中十分普遍的词，都变得不能用。他也因此被投诉。
但是他坚持认为，酎酒作为“中华第一酒”，是历史给与的荣誉，并不是他生搬硬造。再说，他对自己的冰糯很有信心，“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有人觉得它没那么好喝，是虚假宣传，那么，就请找出比它更好喝的黄酒来。
不过，为了尊重广告法，他还是修改了产品包装上的宣传语，在“中华第一酒”前加上了“重现”两字。

其实，如果真的能重现中华第一酒，对宁波黄酒的未来，也是意义非凡。
近年来，李召宝又将自己的眼光投向了酵素领域。过去，为了保证发酵酒不变质，只能通过高温杀菌。但他希望通过保持酵素的天然活性，无须高温杀菌也能不变质。经过无数次试验，他酿出“活化神酎”酒。
除此外，他还研制了保持酵素活性的杨梅发酵酒、桑葚糯米酒、杨梅米酒、水蜜桃酒等果酒。
今天的他，已无意于和白酒行业进行口水战。即使白酒凶猛，葡萄酒、洋酒成为年轻人的新宠，但在他看来，黄酒依旧有它的一席之地。

“如果把葡萄酒比做液体面包，黄酒就是液体蛋糕，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又必需的，微量元素含量是啤酒的1.5倍、葡萄酒的2倍。”
随着这个时代的中产崛起，国人开始将养生当成了人生的重要追求，曾经一度失语的黄酒，依旧会焕发青春。
况且，目前黄酒消费70%集中在长三角一带，而这里的人口不足全国的10%，这也意味着，黄酒只要做好自己的品质，提升体验，它肯定能从区域化再次进军全国化。
可预见的是，宁波也将再次因为黄酒，而金波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