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章开沅校长命宋才发进京请邓小平题写校名
宋才发
章开沅校长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6年7月8日出生于芜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 9月入公立华中大学，在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自1954年以来，他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后来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在研究中注意社会环境的剖析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在从事科研及著述的同时，致力于教学及各种社会活动。1980年参与创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并任理事长；1984年任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1986年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1983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90—1993年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在美国期间奥古斯坦那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田纳西州长授予荣誉公民证书[1]。1993 年9月至1994年2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等。
中原大学是邓小平一生中创办的唯一的一所大学。1948年8月邓小平在赴“西北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期间，专门找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商量，希望中央能够从华北大学抽调一些干部支援创办中原大学。会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和要求，中央决定从华北大学抽调孟夫唐、刘介愚、梁维直、李光灿等一批干部和教员，同由上海撤退到解放区的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南下到中原大学工作。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校长。因范文澜长期未到任，实际上由潘梓年任校长[2]。范文澜后来在不同场合谈到中原大学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因而在多部涉及邓小平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中都提到“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前以及建国初期创办的新型革命大学之一。它是在革命大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吸收、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经过较为短期的学习和思想锻炼，即能够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干部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随着国家各类建设人才的急需而迅猛发展；最后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以建立起一批新的高等院校而结束其历史使命。中原大学这台巨大的工作母机，以最经济的实践和最佳的办学效果，为许多刚建立起来的党政机关输送了一批批新干部，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南地区建立起培养新中国高级建设人才的高等院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原大学结束后，从中原大学分离出去的中南政法学院、湖北艺术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和中南财经学院等，均已成为中南五省重要的高等院校（后来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组建成为新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坐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京请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1985年6月20日遵照《中原大学校史》第四次编委会的建议意见，我和张启社同志一道送《中原大学校史》定稿本到北京，请邓小平同志审阅。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余审阅书稿后，通过秘书转告我：“《中原大学校史》书稿可以公开出版”。他老人家还指出：“这部书稿不仅是一部校史，而且是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他还就该书照片的选用发表了具体意见：建议选用1984年长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中的照片[3]。1985年7月15日中共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校行政领导，在专门听取我关于《中原大学校史》编写工作的汇报以及邓小平同志对书稿出版的意见后，章开沅校长率先兴致勃勃地临时动议：“应当派人到北京去，争取小平同志为我校题写校名。”此建议得到了与会校领导的一致赞同。根据章开沅校长的建议，7月16日学校办公室草拟了《关于请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的信》。在请示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之后，华中师范学院于8月24日正式行文，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邓小平同志：您好。
我院前身是1948年7月二野、三野在河南宝丰创办的中原大学。1951年初，中南军政委员会酝酿以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为基本力量，在改造旧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一所系科齐全的综合性高等师范大学。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正式决定将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和私立华中大学合并，建立公立华中大学。经全国性院系调整，1952年11月，撤销了公立华中大学校名，改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随后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于1953年10月20日，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
自1951年成立公立华中大学30多年来，我院一直保持着中原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师范特色，为中南5省乃至全国输送近4万名合格的师资和其他战线的人才。因此，我院是国家教育委员会所属的6所重点师范院校之一。这6所院校已有4所改名为“大学”，为了使委属高等师范学校名称统一，并有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我们已报请国家教育委员会，将校名由“华中师范学院”拟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4]。
因您既是中原大学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又是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所以，我们恳请您在百忙中抽时间给我们题写“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名。明年正值我校建校35周年，我们想在这大喜之日正式挂出您题书的校牌。诚致
敬礼
华中师范大学（代章） 1985年8月24日[5]
1985年8月25日我带着近万名师生的嘱托，专程赴北京请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6]。我深知自己的攻关能力和活动能量非常有限，要在短期内办好这件大事难度实在太大。但考虑到自己是华中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自古“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天命不可违。况且建议请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不只是章开沅校长的个人意见，而是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共同心愿。因此，即使我最终无法办成功，真的彻底丢了自己的面子，也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努力争取。正是在这种义无反顾的情况下，我绞尽脑汁多管齐下，为争得小平同志题写校名而拼命一搏。譬如，在一周时间内我两次登门请《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请曾与邓小平、刘伯承出生入死的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国宇少将指点迷津；请邓拓夫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同志从中斡旋；尤其是请原中联部部长、中顾委委员赵毅敏同志向小平同志转呈华中师范大学的请求信。尽管各方应我的请求都在竭尽全力，终因当时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一事暂被搁置。我本来就是一个办事急性的人，面对小平同志到底能否题写校名确实心里没有底。所以，尽管我白天马不停蹄奔跑于各部委之间也不觉得累，但是晚上一踏进湖北大厦宾馆就如坐针毡。好在《中原大学校史》出版前夕，我两次登门拜访中顾委委员赵毅敏同志，并请他题写《中原大学校史》书名。他出于对华中师范大学的诚挚感情和我俩之间的忘年之交，对请小平同志题写校名一事倾注了极大的耐心和热情。我还三次登门拜访《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同志，请他为《中原大学校史》作序。我这次登门请他帮忙，他不仅乐意写信引见，而且表示愿意通过其他方式给小平同志传递信息。邓拓夫人丁一岚既是陶军教授的亲密朋友，也是小平同志家里的常客，她老人家一边宽慰我不要着急上火，在百忙中抽时间为我办理相关手续参观中南海和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故居，以缓解我过重的精神压力；一边积极为我出主意想办法，极力从中斡旋并直接与小平同志家里电话联系。中央办公厅、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关同志对此事也极为关注，中央秘书局、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还分别接见了我。
首次披露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的全过程。为了叙述方便和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起见，下面原文照录《华中师范大学情况反映》1985年第8期刊载的本人向校党委常委和行政领导作的专题《情况汇报》：
8月26日至9月1日，我赴北京完成学校领导交给的“请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任务。现将完成的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赵毅敏同志接到我转给他的《关于请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的信》后，连同我上次转交给他的《中原大学校史》，并附了他本人“请邓小平同志为华中师范大学题写校名”的亲笔信，一并由其秘书余贤成同志送交邓小平同志的秘书。因小平同志这几天一直忙于外事接见，赵毅敏同志本人没有与邓小平同志见面，小平同志秘书也没有向小平同志提及此事。
邓小平秘书请赵毅敏秘书转告我：他已经为题写校名问题尽了最大努力，已经把东西（指信和书）放到小平同志办公桌上了。可是3天过去了（28—30日），小平同志没有翻动过，这几天他一直忙于接见外宾。他并且说：“现在我是作到最后一步了，就看小平同志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他没有什么顾虑的话，有赵老亲自给他的信，他一定会题写的。中央对小平、陈云、耀邦同志的题词、题签控制较紧。小平同志直到现在，还没有为任何一所师范大学题过校名。如果他担心这样一题写，会引起连锁反应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小平同志直到现在也没有为一所大学题过校名。鉴于中原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他若有很深的感情，我估计他是会题写的。我准备等他看了此信之后，再问问他，看看他的态度再说。此事不能急，急不得，要有耐心，还等几天吧。让他空下来，写了就及时给你们寄去。”
因学校很多事情都在等着题写校名才好办。所以，根据临行前校办主任对我的嘱咐，我请赵老的秘书余贤成同志再给邓小平秘书一个电话，示意尽快办。邓小平同志秘书回电话说：“在半个月左右给华中师范大学一个明确的答复。若题了，由赵老秘书余贤成给校办打一个长途电话，然后寄去。若题不了，亦由赵老秘书在半个月后去封信，说明具体原因。”
赵毅敏同志对我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到时我见了小平还要提一下这件事。现在关键看小平同志自己的兴趣怎样。你回去告诉学校领导，这个忙我是帮定了的。他可能题，也可能不题。如果题写了就及时寄去，他若不题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这几天他的确太忙。”[7]
有关领导对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也非常关心。1985年10月4日赵毅敏委托他的秘书余贤成同志给我来信说：“宋才发同志：关于你校请求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事，我几次催问小平同志的秘书，但现在还没有决定是否题写，不知是因为忙，还是另有什么考虑。如有消息，我会再通知你的。我还在继续催办。关于小平的照片，他们提供的线索是长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1984年出版）中有小平同志各个时期的照片，你们可以从中选定，并与出版社联系复制。因小平处一直没有决定，所以现在才写信，致歉。顺祝愉快。”[8]然而，当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繁忙的外事接见活动之余，邓小平同志再次翻阅《中原大学校史》书稿后欣然挥毫命笔，写下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竖式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于11月21日就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专门发文：“华师校长办公室：现将小平同志1985年11月20日为你们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送去，请查收。请不要发消息，不要登报宣扬。”[9]11月23日中共中央用专机将小平同志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题书送达湖北省委办公厅，由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通知宋才发及校领导迎接[10]。
喜信传来全校为之振奋。11月30日中共华中师范大学校党委、校行政联合召开老干部、老教授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欢呼邓小平同志为华中师范大学题写校名。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82岁高龄能为我校题写校名，不仅是对我校的关心，而且是对整个师范教育事业的关心和爱护，这是我校历史上光辉的一页。”[11]校领导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意义，决心要努力把华中师范大学办成一流的师范大学。至此，在本人做出不懈地努力之后，总算圆满地完成了章开沅校长代表全校师生交给我办理的一件神圣而又艰巨的任务。现在小平同志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手迹，不仅镌刻在华中师范大学校门的正上方，而且作为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物，永久地保存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存列室”里。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1]马敏、汪文汉主编：《百年校史》（1903—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371页。
[2] 记者刘曦涛采访宋才发：《邓小平与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大报》1997年2月28日，第2版。中原大学的创始人和当时的校领导成员、各院系负责人、著名教授的照片，见陶军主编：《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图片第1—8页。
[3] 见陶军主编：《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图片第11页下方的文字说明。
[4] 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华中师范学院于1985年8月5日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更改校名的批复文件复制件，见宋才发《文章底稿》（总第17本），1986年4月6日整理，第69页。由宋才发带到《光明日报》刊登更改校名广告的学校文件，见宋才发《文章底稿》（总第16本），1985年9月16日整理，第153页。
[5] 华中师范学院：《关于请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的信》原件，见宋才发《文章底稿》（总第16本），1985年9月16日整理，第25—26页和第151—152页。
[6] 为请邓小平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湖北省人民政府给宋才发出具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介绍信，见宋才发《文章底稿》（总第16本），1985年9月16日整理，第145—146页。
[7] 宋才发：《关于请邓小平同志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的情况汇报》，华中师范大学办公室编，1985年9月3日《华中师范大学情况反映》（八）复制件。
[8] 1985年10月4日中顾委委员赵毅敏委托他的秘书给宋才发的来信原件，见宋才发《文章底稿》（总第17本），1986年4月6日整理，第68页。
[9]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小平题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的文件复制件及小平同志手书复制件，见宋才发《文章底稿》（总第16本），1985年9月16日整理，第25—26页和第152页。
[10] 宋才发：《老帅与华中师范大学》，《春秋》1986年第5期，第36页；记者刘曦涛采访宋才发：《邓小平与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大报》1997年2月28日，第2版。
[11] 本报讯：《以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为动力，万众一心办好师范大学学校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华中师大报》1985年12月6日，第1版。
